書名 : 近代蒙古与俄国研究資料叢編（全35冊）
編著者 : 本書編委会編
出版社 : 蝠池書院
定価 : 704,000 円
出版年 : 2018/01 月
外蒙古的独立是二十世紀中国近代歴史的一件大事。而外蒙古的独立又[才参]雑了太多的沙皇俄国和前蘇聯的因素,可以説没有沙皇俄国和前蘇聯的介入就没有外蒙古的独立,也就没有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事実上外蒙古的独立不単単是外蒙古地区脱離中国走向独立,而是沙皇俄国和前蘇聯対中国領土主権的蓄意侵略。
自十七世紀起,沙皇俄国開始逐歩向東拡張,通過発動侵略戦争,簽訂不平等条約。強占了中国北方大面積的国土。同時通過収買王公貴族、扶植親俄勢力等活動,対外蒙古進行侵略和滲透。早在1854年,俄国駐東西伯利亜総督穆拉維約夫在其“遵照最高政府対於中華帝国的意図行事”一文中指出：中国一旦発生政変,也不応允許中国新政府把権力拡張到蒙古,在這種情況下,蒙古応受到我国保護。（《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巻第111頁,東正教出版社,1891年出版）。二十世紀初期正値中国政権交替之際,対辺疆地区無暇顧及,沙皇俄国便乗虚而入,特別是在1905年日俄戦争後,沙俄侵略在中国東北受阻之後,更加変本加厲,一方面従経済上開展対外蒙古地区的滲透和控制,沙俄政府派遣大批商隊赴外蒙古地区開展貿易,1910年常駐庫倫的俄国商人就達到三千人。[口/カ]一方面利用文化進行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宣伝,篭絡蒙古各階層民衆的民心,煽動民族分裂,培植親俄勢力。1911年7月,在沙俄的策動下,外蒙古部分王公貴族受俄国人挑撥更密謀“独立”,并請求沙俄“保護”,沙俄遂派出大批軍隊進入外蒙。辛亥革命爆発時,沙俄乗清政府無力顧及外蒙之機,唆使外蒙王公貴族宣布“独立”,於1911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沙俄一方面唆使各地王公支持“独立”,[口/カ]一方面大挙増兵庫倫,并与外蒙簽訂了一系列条約,成為外蒙古内政外交的監護国,将外蒙完全置於其卵翼之下。此後,1913年11月5日,沙俄脅迫袁世凱政府与其簽署了《中俄声明》,宣称：“俄国承認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権”,“外蒙古土地為中国領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権”。1915年6月7日,沙俄又和北京政府、外蒙古“自治政府”共同簽署了《中俄蒙協約》,対《中俄声明》的上述内容進行了確認,於是,外蒙古在“自治”的名義下,実際上変成了被沙俄保護的附庸。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従建立東方緩衝地帯,確保其国家安全需要的目的出発,継続扶持外蒙古独立,分裂中国。1919年夏,当蘇俄紅軍越過烏拉爾山,向東進発時,蘇俄政府便於8月3日発布了致蒙古宣言,宣布“俄国人民已廃除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簽訂的有関蒙古的一切条約,蒙古従此已是一個自由的国家。”“此後蒙古的一切行政与法律機関必須属於蒙古人民。任何一個外人都無権干渉蒙古的事務。”応当説這是蘇俄扶持外蒙古独立的開始。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領導的“蒙古臨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這与在庫倫的蒙古上層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対立,并展開戦斗。由於実力相差懸殊,蒙古人民党邀請蘇聯紅軍入蒙参戦。1921年5月,蘇聯紅軍進入外蒙古,在買売城外打敗了恩琴的軍隊,随即於7月占領了庫倫。7月10日,蒙古上層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慫慂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伝到中国内地,一時間輿論大嘩,国内各民間団体、民主党派紛紛発表宣言,反対蒙古王公貴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譴責蘇俄対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領。北洋政府的実権人物曹[金昆]和呉佩孚,以中国政府名義発布措詞厳厲的声明,譴責外蒙古企図分裂中華民国的行径,不承認外蒙古的“独立”。東北的張作霖也通電譴責俄国,対外蒙古的“独立”異常憤慨。他不顧被其他軍閥呑并危険,独自発兵外蒙,与外蒙和俄軍作戦,試図以武力解決外蒙糾紛。然而,由於内戦原因,張作霖害怕曹[金昆]、呉佩孚借機出兵東北,奪回部分失地後就不敢再貿然行事。
自那時起,蘇聯紅軍就一直留在外蒙古。這期間,那些在蘇俄控制下、被剥奪了権力的蒙古上層王公開始醒悟,後悔分裂中国的行為,紛紛逃到中国要求発兵収回蒙古主権,赶走俄国人。但是蘇聯不断増加駐蒙軍隊規模,阻撓中国収回外蒙古主権的行動。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一直処於戦争状態,除了内乱混戦,便是抗日戦争。長期陥於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喪失了収回蒙古主権的機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歩変成熟飯 ,雖歴経民国政府的多次交渉与努力,也未能改変外蒙古的状況。即一方面“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上的中国之主権”,并表示同意自外蒙撤軍；[口/カ]一方面,蘇軍不僅長期不従外蒙撤軍,蘇聯政府反而変本加厲地従政治、経済、軍事等方面給予外蒙古以支援和保護,并成為其代言人。在這種情勢下,外蒙古事実上也已形成了一個国家実体,中国政府長期以来難以行使対外蒙古地区的主権。結果,蘇聯所承認的外蒙為中国之一部分和他尊重在外蒙地区中国主権的法律承諾,完全成了一紙空文。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蘇聯政府的控制下挙行全民公投,結果顕示有97.8%的公民賛成蒙古独立,外蒙古終於獲得了従中国分離出去的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国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在当今復雑的国際形勢下,対周辺国家的歴史和現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実意義。回顧蒙古独立的歴史,進一歩加深対我国百年来遭受帝国主義列強侵略的認識,対於研究中国近代歴史。中俄関系歴史以及蒙古歴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歴史意義和現実価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類学研究所図書館在其豊富的館蔵文献基礎上,選編了有関近代蒙古和俄国歴史的部分専題文献,包括中文20種、英文7種、俄文8種和日文17種。内容主要渉及近代蒙古歴史、中俄関系史以及俄国与蒙古関系等,文献出版時間均為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葉,具有比較重要的学術価値和史料価値。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如歴史学家和蒙古学家陳崇祖所著《近世蒙古史》是一部系統研究近代蒙古歴史的鼎力之作,他的[口/カ]一部重要文献《外蒙古独立史》還被翻訳成日文,於1939年由日本生活社出版。成為研究外蒙古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他還先後編輯出版了《蒙古交通全図》、《蒙古鉱産図》等重要文献。而当時的民国政府外交官姚亜英所著《中俄交渉観》以翔実的資料,系統而全面的論述了両国辺界的歴史与現状,重点闡釈了蒙古問題的起源与現状。日本歴史学家矢野仁一所著《近代蒙古史研究》和青木富太郎所著《蒙古の民族と歴史》等文献也都是日本研究近代蒙古歴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与此同時俄国学者的学術論著則従[口/カ]一個角度探討研究了近代蒙古歴史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価値。如生物学家格里高利・艾菲莫維奇・格魯姆・戈爾日馬伊羅（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多次参加探険隊深入中亜和中国青海西蔵和外蒙古地区収集標本。他所著《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中国西部旅行記）除了地理学和歴史方面的記述,還対蒙古族及中国内地人種的起源、歴史、血統変化進行了研究分析。民族学家彼得・古徳米奇・[上/ト]茲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1883-1926期間他曾六次参加到中国西北、蒙古、西蔵東部的探険隊,収集了当地大量的地理植被和政治形勢的資料,甚至還包括這部分地区的民族関系及宗教矛盾。他所箸《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ё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 記録了大量的重要的関於蒙古和西蔵民族志材料。[口/カ]一位学者探険家格里高利・尼古拉維奇・波塔寧（Григ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анин）於1876年受俄羅斯地理学会的委托,率領一支探険隊第一次進入蒙古。其後他又多次帯領探険隊進入蒙古、西蔵和中国腹地。所著的《Тангу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中国的唐古特-西蔵辺区和中央蒙古）対従地理学、人種学以及歴史文化等視角対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進行了系統闡述,其渉及的地理範囲包括整個蒙古地区（内外）、西北的甘粛、青蔵高原東縁地区。而英国学者艾斯考夫―巴里所著《With The Russians in Mongolia 》（与俄国人在蒙古）一書則系統闡述了近代蒙古独立的発源与発展,以及俄国在其中的作用,該書於1914年由英国倫敦的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并於2009年由Kessinger 出版公司重印出版,是一部研究近代蒙古歴史的鼎力之作。
綜上所述,有関近代蒙古与俄国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匯集,為学術研究提供了信実的基礎材料,也為了解周辺国家歴史発展提供了宝貴的史料,具有比較重要的参考価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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